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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裕民:我把一生都交给生命科学事业
        毛裕民,基因高效克隆技术发明人、复旦遗传学研究所所长,联合基因集团董事长、首席科学家。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基因大规模克隆、测序和功能;基因芯片技术和应用及相关生物信息学研究;大肠杆菌DNA复制机制、耐热酶、PCR技术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。1993年以来主持过10多项国家、上海市重大、重点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,其中包括“糖尿病相关基因的克隆及功能研究”等。

  从复旦到联合基因,从学者到商人,别人看到的是改变,而我体味的,是坚持。

  回顾这30多年,有一个对我一生都产生深刻影响的人不能不提,他就是中国现代遗传学之父——谈家桢。

  刚恢复高考那会儿,我还在农场工作,每天跟农作物打交道的经历使我对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闲暇时就借来一些有关杂交育种、品种改良方面的书看。这期间,我知道了谈家桢先生的事迹,心生敬仰。

  1978年,期盼了近10年的求学机会终于来临。我毫不犹豫地将第一志愿填为复旦生命遗传学院。那一刻,就注定了今生与生命科学的难解之缘。

  进入复旦时我已经26岁,当时一心想着要把这些年蹉跎的光阴都补回来。青灯黄卷十年寒窗,1988年,我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。

  本科毕业那会儿,正逢出国热,我这个专业有很多留学的机会,但我始终举棋不定。后来,我找到谈先生,先生语重心长地说,出国深造对个人前途有很大帮助,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正需要一批技术人才,每一个做科研的人都应该有一种舍小我顾大我的精神。从此,我决心扎根国内。事实证明,当初的正确选择让我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。

  1997年,谈先生在赴浙江考察时,听说了一件令他十分震惊的事——美国一家顶尖生物技术企业与温州某乡镇卫生院开展了一项“科研合作”:乡镇卫生院出面,抽取了该地一个有哮喘病遗传史的家族所有成员的血样,送到美国供该公司进行研究。谈先生马上觉察到这是发达国家发动的一场不见硝烟的“基因资源争夺战”。如果他们研发成功,并申请专利保护,未来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将受制于人。于是,88岁的谈老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信,呼吁加快国内的基因研发,同时要立法保护中国的遗传资源。

  总书记非常重视,在谈先生的信上作了亲笔批示:“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,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。”

  消息传来,令众人激动不已。但资金的短缺却阻碍着大规模实验操作。

  反复酝酿后,一个大胆的设想萌生了:自己集资干!想法一经提出,就得到了一些教师和研究生的响应。我们自筹资金100万元成立联合基因公司,开始了创业历程。

  传统观念里,学者是不应该沾染铜臭气的。而且搞科研与办企业完全是两种思维。尤其是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IT泡沫破灭后,联合基因经历了4年异常艰难的岁月。从鼎盛时的700多人,一度裁员到100来人。那时对于“市场”这个概念的理解不深,四处碰壁。

  2005年,我们在北京找到了合作伙伴。经营思路上的创新让我们的企业进入了第一轮超常规发展,同时也摆脱了依赖资本市场发展企业的老路。2008年,我们把基因技术的业务板块在香港重组上市,联合基因集团旗下拥有了第二家上市公司。

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,政策环境日益宽松,国家和地方政府、学校都给予了多方面的理解和支持,这让我们非常感激。我们赶上了好时代。

 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人、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知识分子,我的人生与事业每一个转折点都与祖国发展进步息息相关。很欣慰的是,与祖国携手共进的半个多世纪里,所有的经历与磨难最终都有所收获,能够为祖国的基因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,是我这一生做的最有价值的事。
 
    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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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裕民,基因高效克隆技术发明人、复旦遗传学研究所所长,联合基因集团董事长、首席科学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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